国航上海分公司17架执管飞机全部完成适航检查

几千年来，西方离开宗教不能治，中国离开礼教不能治。

(3)更昧于局部的观点(即分知行先后)实无异于将那本可贯彻到底的意欲或动机打得不成片段，于是要先立个心去知，知后又另立个心去行，知行互相穿透并进以得真知遂成不可能。对其他的知而言，身是认知者，心是认知心，心所发之意是欲知之意，与知俱起，亦已是行即求知活动之始，假使此意不为他者隔断，则在知行一体不分、并进互发下乃可得深刻真实的知识。

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此的讨论不少①，本文以再论为题，是自信有些新见，当然成功与否，得待方家指正。同样，我们也不应将a条未有知而不行者。时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4)在求知意欲不被隔断而能贯彻始终的情况下，吾人必亲身履历去求知，由是知行互相穿透并进，真知即实行，知识才能由口耳谈说的粗知(二手知识)不断深化为真实深刻的真知(一手知识或自得之知)。

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根据前文的分析，阳明的知行合一应为知行本一，即知行本体(本然状态)原是一个，而他起初之所以主张合一，便完全只有补偏救弊的意义。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也有着切合处，因为他们寻求的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化敌为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大道之行、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结构。

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是通过一种规则而实现的秩序，该秩序中的自由或者法律下的自由，才是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基础。两个共识，一是在内政、制度转型方面，付诸于人民作为变革的内在动力。其实，哈耶克这种思路与康德的思想关系更为直接。当今时代正处在古今之变的最后关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现在是处在砥柱中流的最关键时期，一百七十年过去了，这个古今之变的制度难题，是我们要处理的中心问题，也是历史演进论的中心问题。

另外，我觉得高老师讲得最深刻的地方就在于对自由与秩序的强调，而且把人类的历史演进归结于自由与秩序的历史，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苏格兰这个思路，对我们研究儒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谈心性非常抽象化，苏格兰的脉络有利于纠正它。

文明演进论的基本原理，是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共同立足点。如果她是一个活的传统，必然要经受文明演进的历史淬炼，要经历古今之变。但是儒家思想也缺乏历史观，比如梁涛教授做的是儒家思想，他的价值取向是自由派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文明演进论的历史观，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价值取向缺乏一个文明演进的制度通道，所以显得有些割裂，价值主张是一回事，学术研究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样不行。在这一点上，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要检讨自己缺乏历史观，同时，我觉得与会的诸位儒家同道们也缺乏历史观。

作为一个共同体所赖以立足的、实现的自由体系，源自于休谟、哈耶克这一脉自由主义所揭示的扩展秩序、自由秩序原理，才是文明演进的内在的动力基础。我觉得这个结构适合整个现代社会的国际法的价值诉求，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和国际法思想是有着内在切合点的，而这恰恰是抵御嚣张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种有效的力量。这个思想与其说与苏格兰有直接关系，不如说跟康德有直接的关系，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是康德的核心理路，当然跟苏格兰启蒙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总之，中国当今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和根本性的正义力量不是来自所谓握有权柄的王者，而是来自于人民，来自下层的每个个体。

也就是说，健康儒家和自由主义要构建一个基于文明演进论的基本原理，并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发出共同的声音，这构成了上述我的三个基本看法。健康的儒家和自由派，应该看到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是在广大的人民，我们要在社会和民众之中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力，这是自由主义与健康儒家的共同点。

自由主义缺乏历史观，这点我多次指出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历史脉络。

从苏格兰启蒙的角度，强调问题的历史语境、自然秩序以及现实状态，我认为要避开历史主义这个称呼，毕竟它带有很强烈的黑格尔色彩，这个问题波普尔已经做了批判和清理，历史主义意味着某种必然的决定论，与自由是根本对立的。我这是以梁涛教授为例子，其实好多泥古主义的大陆新儒家，也缺乏富有生命力的历史观，黄玉顺教授倡导生活儒学，属于自由主义的谱系，但也缺乏文明演进论的历史观。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是极端保守主义、泥古主义的、复辟的反动思想，这种极右思想也不符合文明演进论。对此，我们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中应该引起警惕，应该对这两种思想的合流给出预警，并正面地予以理论应对，要提出或者发扬一种文明演进论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制度建设的思想。这种把社会演变的动力机制拱手缴械给当权者的做法，是我们应当摒弃的。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自由主义 。

这里要指出，这种文明演进论与唯物史观的历史进步论是不同的，更与基督教中的千禧年学说不同，与达尔文类似的进化论也是不同，根本差别在于，我说的文明演进论没有绝对的开始和终极的理想状态，没有最终实现的彼岸世界的预设，它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演进。第一种是用后现代的、持续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想来抵制文明的演进论，它主要是左派国家主义的，属于左派激进主义的思想脉络。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健康的儒家是有着共同点的。所以在这个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政府论、宪政论、自由秩序论以及权利保障论。

这里涉及到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规则等一类法律哲学问题。第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此，有两种思想我不赞同。另外，人民的历史，在人民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演进的动力，您是比较强调的，我想请教，就西方历史、西方文明演化来说，这个演化的动力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民，或者现实的主体力量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动力？比如思想的动力，道德的动力，价值的动力，信仰的动力，或者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动力，这些动力又是如何通过这些因素呈现出来的？ 高全喜：广明兄您好。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自我设敌，实际上是一个准战争状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我们要用历史演进论的视角来处理中国的文化传统，来处理儒家思想的流变、赓续与发展问题。如果仅仅来源于理性，那是独断的理性设计，人成为机器，不具有文明的复合特性。

以上三点从逻辑上看，一个是基本原理，另外两个是内政、外交的共识。另外，第二个问题也很关键。

文明演进的动力来自什么呢？确实，文明演进史是有动力机制的，这个动力不是来自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来自追求善恶的道德学说。梁涛兄及诸位同道，我因在美国访问不能到会，但我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故以视频的形式发表一点看法，以求正于诸位。

但是不可知并不等于虚无主义，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相对的高低之分，这是一个关键。谢谢诸位，我在美利坚向诸位问好。在演进过程中，人类文明确实有一个从低到高的演化过程，但这个演化过程并没有预先设定一个绝对的、终极的、理想的、乌托邦的、基督教千禧年的，或者是共产主义等目标，至于这种文明演进将来是怎样的，这是无解的，甚至是不可知的。我觉得广明兄提出的两个问题非常重大而且根本：第一个是文明演进论的理论路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还有一个就是文明演进论的动力机制。

自由派所说的人民共和国、私人财产权、个人权利的保障以及与此相关的结社权、言论权、生命权等等，都是在塑造着一种新型的人民，这个人民才是社会变革的最根本的动力机制。每个捍卫自己权利的中国人，在历史大变革的社会转型中，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民，这是我们社会变革的动力基础，我觉得在这点上自由主义与儒家也是有共识的。

针对您提出的问题作如下简单的回答或讨论。我建议不要用历史主义这个概念。

因为动力机制在后者看来，是系于拥有权柄的统治者，所以他们要行走于庙堂之上，向权力献媚，做帝王师。自由也是要被约束的，单纯的自由也不是文明。